1955年，一场声势浩大的肃清反革命运动在全国展开。

8月8日，在一次万人大会上，一个四十多岁戴着镣铐的男人被押了上来，经过一场暴风雨般的大批斗后，他被投进了北京功德林监狱。

他的罪名是什么呢？混进革命队伍的反革命集团头子！这个罪名可不轻，重则要杀头的，他几乎万念俱灰。

忽然有一天，交通部的一位领导带着几个人将他从监狱捞了出来，派专车将他送回了家中。

这让他毫无思想准备，有点摸不着头脑，是谁有这么大能量把他这个“反革命头子”从死神手中拉了回来呢？

后来得知，救他的人是李克农和周恩来，并且周恩来为此事还发了火:“怎么能这样草率处理‘白区’斗争过来的同志！是谁签发逮捕令的？要他作深刻检查。”

那么这个人究竟是谁，为何是交通部的领导亲自接他？为何会惊动中央，并且让周总理大发雷霆呢？

原来这个人的确不简单，他叫曹艺，看起来名不经传，但他实际上是深藏不露，可以说是文武兼备。

武的方面，曹艺是黄埔六期生，官至少将，在远征印缅中，他被中印缅美军总司令史迪威将军称赞为“罕见”的“不怕死”的汽车指挥官。

文的方面，他和文豪鲁迅先生交往密切，是江苏文坛得到鲁迅真传的唯一一人。他先后在《涛声》、《申报》、《芒种》等当时著名刊物发表了大量杂文，并且自己有杂文集《神仙?老虎?狗》出版，是名副其实的杂文大家。

在人民军队中他曾任高级参谋，随刘伯承入川，但更多的他是在秘密战线工作，和朱德单线联系，归他直接领导。

曹艺到底有哪些传奇经历？

曹艺，1909年出生于浙江省浦江南乡蒋畈村，是一个耕读世家。父亲曹梦歧是清末秀才，在家乡颇有声望。

他有两兄一姐，长兄叫曹聚德，次兄曹聚仁，曾受到毛主席的亲自接见，姐姐曹守三。而他原名是曹聚义。

可以说曹艺出生在一个很幸福的家庭，从小便受到文字的熏陶，文学素养自然不必说，踏踏实实读书自然也能成为像父亲一样有名望的人。

但当时的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，外有列强欺辱，内有军阀压迫。作为一个热血青年，谁能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呢？

1926年，正在浙江上中学的曹艺哪能坐得住。北伐战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，很多青年学生都参加了北伐队伍。

受马列学说影响，17岁的曹艺立即加入到了当时最潮的青年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团，准备大干一场，实现人生价值。

他文才好，行动积极，很快成为骨干，并担任了团书记。

但好景不长，1927年全国陷入白色恐怖，一批批共产党员被杀害，还有很多人当了叛徒。但曹艺却逆风而上，这一年他由共青团转为共产党员，并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军官团特种科。

1928年，军官团特种科并入中央军校炮科，即黄埔军校六期。他成为了一名堂堂的黄埔生。

但曹艺并不安于现状，他向组织申请在黄埔成立党组织，后经组织批准，黄埔校内党组织成立，曹艺担任总支书记。

要知道能上黄埔军校都不简单，将来必定都会在军中担任要职，在关键岗位有自己人，这会为革命工作带来很多便利。

一年后，校内党组织成员已经发展到108人，被誉为黄埔军校的108条好汉。但就是在这些好汉中却出现了一个叛徒，总支部全部党员名单落入敌手。

此刻曹艺也命悬一线。

当然干革命总会是有风险，随时都有被捕牺牲的可能。

1929年6月的一天傍晚，中央陆军军官学校（即黄埔军校）炮兵科营地，大队长走到队前开始点名，周围全是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。

当点到曹艺时无人应答，有人回答曹艺父亲病了，请假回乡。但接下来点到其他人时，答到的全部被绑走了。

这些人免不了要杀头，但对曹艺他们并没有就此放过。很多一批警察和保安队就赶到了曹艺家。

曹艺被堵在家中出不来，他赶快躲到家中的阁楼中，警察进入搜查，当搜到阁楼时，发现有很多蚕在结茧。在家人恳求下，警察没有搜。

因为这些人也是浙江当地人，很多人家中也养了蚕，知道蚕结茧时最忌讳陌生人，这样会大大影响收成。他们懂得这个风俗。

尽管他们暂时没有搜查阁楼，但也并没有走远，而是守在大门外。情况紧急，如果他们再次进来搜查，曹艺必然暴露。

怎么办呢？曹艺走下阁楼发现外面在下雨，他急中生智。穿上雨衣，戴上斗笠，挑着一桶粪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。

因为那些兵并不认识曹艺，而且斗笠遮着脸，再加上下雨视线不好，曹艺侥幸溜走了。

抓捕落空，南京政府很快发出通缉令。这一点可以理解，作为国民党的最高军事学府，出了如此大事，岂能草草了事。

曹艺从此过上了流浪的生活，有家难回。

冬天寒风刺骨，曹艺身无分文，又饥又冷。漫无目的顺着钱塘江走，走到一处码头遇见一群苦力，他们见曹艺眉清目秀，有点像知识青年，就收留了他，管吃饭，唯一要求是帮他们记账和写家信。

但不久，这些苦力也没活干了，生计都成问题。曹艺不愿拖累他们，准备离开，但苦力们不放他走“跟我们去闯关东吧，也许可以找到活路。”

但他们都想错了，出了山海关一路走来，东北的经济也一片萧条，根本就无法生存，更别提赚钱了。

为了生计，他们一行人来到了朝鲜，给日本人的煤炭船装煤。后随着煤船流浪到了日本长崎。

但到了日本，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，因为没有护照，只能在码头讨生活。但幸好曹艺遇到了一个好心的日本妇女，在她帮助下，曹艺认识了东亚同文会的会长。此人推荐他去上海东亚同文书院读书。

东亚同文书院是日本用中国的“庚子赔款”办学的，基本是不收费的。

庚子赔款即是清廷同各国列强签订的《辛丑条约》，赔偿各国白银本息达到9.8亿两白银，后期各国基本将此款项转为教育经费了。

因此，身无分文的曹艺回国，在上海同文学院得以安静下来，暂时不用为生计发愁。

这几年的流浪生活，使曹艺非常珍惜眼前的学习机会，他开始发奋用功。很快崭露头角，得到日方的肯定，让他担任了学生会宣传部长。

因此，在机缘巧合之下，他遇见了自己的兄长曹聚仁。

曹聚仁在上海文坛颇有名气，是暨南大学的教授，同时担任复旦大学等兼职教授。还是《涛声》杂志的创办人。

在兄长的影响下，曹艺开始在各大报纸投稿，发表了大量杂文。因此和鲁迅先生有过三年多的交往，得到其教诲。

当然，曹艺在文坛所做的努力也是为了救国救民，但自从流亡之后，实际上他已与党组织长期失去联系。

但就在曹艺在文坛干的风生水起之时，1931年，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眼见国土沦丧，曹艺痛心疾首，决然离开了日方办的东亚同文学校。

投笔从戎

曹艺重新拾起戎装，加入到了抗日义勇军后援会，担任领导工作。

当时的东北抗日义勇军，号称拥有50万兵力，然而实际上名不副实。

1932年，抗日义勇军入关，驻扎平津进行整编，曹艺负责清查人数，发生了两件不可思议的事情。